他历经四朝，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年，是北宋元老重臣。他有治国的能力，也有治人的能力。在地方，他治理有方，关心民生；在朝堂，他辅佐多位皇帝，为北宋朝廷稳定与发展殚精竭虑。外交上，他凭借智慧与谋略，妥善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为国家争取和平发展环境。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将领，同时还是一位智慧过人的谋士。
他就是深受四朝皇帝敬畏的北宋潞国公——文彦博。
文彦博，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北宋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书法家。
公元1006年，北宋景德三年。文彦博出生于一个底蕴深厚的官宦世家。其祖先本姓敬，因避晋高祖石敬瑭和宋翼祖赵敬的名讳而改姓文。《宋史·文彦博传》记载：“其先本敬氏，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讳改焉。”文彦博的曾祖父文时，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后唐、后晋、后汉时期，凭借自身的才能与品德，先后担任晋城天池、辽州平城二县主簿，后晋时又历任代州崞县、并州太谷二县县令，在地方治理中展现出卓越的能力，为百姓所称道。祖父文锐，在后汉时期以荫补郊社署丞，后又担任石州军事推官，虽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的为官经历与处世之道，无疑为家族传承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彦博的父亲文洎，更是一位杰出的官员。他一生辗转多地任职，曾担任监征阅州、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使、三门白波发运使、判三司开拆磨勘司等重要职务，最终官至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在任期间，文洎以强直勤敏着称，始终秉持着为百姓谋福祉的信念，致力于推动地方的发展与繁荣。他的这份为民之心和担当精神，深深烙印在文彦博的心中。
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官、家风严谨的家族环境中成长，文彦博自幼便受到了浓厚的文化熏陶与道德教育。家中丰富的藏书，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视野；长辈们的言传身教，让他早早懂得了忠诚、正直、勤勉等美德的重要性。家族的荣耀与责任，如同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文彦博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进取，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卓越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彦博的童年时光里，发生过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其中 “灌水浮球” 的故事更是展现了他非凡的聪慧与机智。
文彦博小时候与小伙伴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着球，球在激烈的争抢中，不小心滚进了一个深深的树洞之中。小伙伴们纷纷围拢到树洞旁，试图将球取出来。他们有的趴在洞口，伸长手臂努力去够，但树洞太深，根本无法触及到球；有的找来细长的棍子，尝试将球拨出，可树洞内部弯曲，棍子也难以发挥作用。文彦博冷静地观察着树洞，脑海中迅速思考着解决办法。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妙法。他迅速跑回家中，取来水桶，一趟又一趟地从附近的水源处打水，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水倒入树洞。随着一桶桶水的倒入，树洞中的水面逐渐升高，球也慢慢地浮了起来。小伙伴们纷纷对文彦博的聪明才智赞叹不已。
除了聪明过人，文彦博自幼还养成了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有一个独特的习惯，那便是准备两个小罐子，每当他做了一件好事，便会在其中一个罐子里放入一颗红豆；而如果做了错事，就会在另一个罐子里放入一粒黑豆。每天结束时，他都会认真地检查两个罐子里红豆和黑豆的数量，以此来审视自己一天的言行举止。通过这种方式，文彦博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时刻提醒自己要多做好事，避免犯错。这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习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自律的种子，并随着他的成长逐渐生根发芽。在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面对何种诱惑与挑战，他都能坚守本心，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准则。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五年。年仅21岁的文彦博踏上了科举之路，他凭借着深厚的学识积累与卓越的才思，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顺利考中进士，由此开启了他辉煌的仕途篇章。
中进士后，文彦博以大理评事的京官身份，被朝廷委以重任，派往绛州翼城县担任知县。翼城县地处要冲，人口众多，情况颇为复杂，治理难度较大。文彦博凭借着出色的治理能力和一心为民的情怀，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使翼城县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良好局面。文彦博在翼城县表现出色，被擢升为榆次知县。古代交通不便，从翼城到榆次路途遥远，文彦博直到次年才抵达榆次县正式上任。到任后，他延续了在翼城时的勤政作风，夙夜在公，全身心地投入到榆次县的治理工作中。文彦博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政绩，一路高歌，最后进入汴京任监察御史，不久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宋史·文彦博传》记载：“及进士第，知翼城县，通判绛州，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
这一时期，文彦博站在了北宋政治舞台的最前沿，开始参与到朝廷的核心事务中，积累了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为日后在政治生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担任监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期间，文彦博始终秉持着公正、廉洁的原则，敢于直言进谏，对朝廷中的不良现象和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弹劾和纠正。他的直言不讳和刚正不阿，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誉，也让他在朝廷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的政治眼光和判断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升，为他日后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挑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公元1038年，北宋宝元元年。西夏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公然与北宋分庭抗礼。这一举动引发了宋夏之间的紧张局势，战争一触即发。次年，李元昊向北宋边境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序幕。
公元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西夏军队气势汹汹地攻打北宋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与西夏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鏖战。然而，由于宋军指挥失误以及兵力部署不当等原因，这场战斗最终以宋军的惨败告终。宋将刘平、石元孙在激战中不幸被俘，他们在敌营中坚守气节，拒不投降，刘平更是以绝食抗争，最终壮烈牺牲。
在这场战役中，都监黄德和为了逃避兵败的罪责，竟做出了令人不齿的行径。他不仅贿赂朝中权贵，企图为自己开脱，还买通败卒，让他们诬陷刘平等将领投降敌人。为了使诬陷更加逼真，他甚至贿赂刘平的家奴，让其出具伪证。一时间，谣言四起，刘平及其家人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刘平的两百多家眷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官府逮捕下狱。。
文彦博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此事不仅关乎刘平及其家人的名誉和生命，更关乎朝廷的公正与军心的稳定。于是，文彦博主动请缨，要求彻查此案。仁宗皇帝见文彦博态度坚决，且深知他为人正直、能力出众，便任命他为该案的主审官，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审理此案。
接到任命后，文彦博不辞辛劳，多次亲自前往延州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在延州，他深入战场遗址，仔细勘查地形，询问当地的百姓和幸存的士兵，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他逐渐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刘平是一位忠勇的将领，根本不存在投降的事实，而黄德和才是那个临阵脱逃、诬陷忠良的罪魁祸首。然而，黄德和在朝中的党羽众多，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活动，企图干扰文彦博的调查，甚至阴谋消灭罪证并翻案。他们在朝廷中散布谣言，对文彦博进行诋毁和攻击，给文彦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重新审理此案，以平息各方的争议。不久，朝廷果然另派一名御史前来替换文彦博重审此案。
面对这种局面，文彦博毫不退缩。他义正辞严地对前来接替的御史说：“朝廷忧虑狱事不能公正处理，所以派遣你来。如今案件已经真相大白，证据确凿，你应当立刻返回朝廷复命。如果因为更换主审官而导致案件出现反复，无法公正判决，我文彦博愿意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展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在文彦博的坚持下，黄德和及其党羽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文彦博依法将临阵脱逃、诬陷忠良的黄德和以及诬告其主的王信等人就地正法。这一判决大快人心，不仅为刘平及其家人洗清了冤屈，保全了刘平等两百多家眷的性命，也向朝廷内外彰显了正义的力量。朝中正直官员和地方百姓们得知此事后，纷纷拍手叫好，对文彦博的公正执法和果敢决断表示钦佩和赞赏。
此案审理完毕后，文彦博并未就此满足。宋军在此次战役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别将领的失职，更反映出了北宋军事制度的深层次弊端。为了从根本上提升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文彦博经过深思熟虑，向朝廷上疏奏请：授予将领自主处置副将临阵先退、望敌不进等问题的权力，以便在战场上能够迅速做出决策，避免因请示汇报而贻误战机；同时，实施边境防务和军事改革，加强军队的训练和管理，提高士兵的战斗素质和作战能力。
宋仁宗在仔细审阅了文彦博的奏章后，对文彦博的分析和建议表示高度认可，果断采纳了这些建议，并下令相关部门尽快落实。文彦博的这些举措，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北宋军队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它不仅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也为北宋在后续的宋夏战争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通过这次事件，文彦博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也赢得了宋仁宗的高度信任和赏识。
同年，文彦博以直史馆的身份被任命为河东转运副使，负责河东地区的物资转运和调配工作。河东地区地理位置重要，紧邻西夏边境，是北宋抵御西夏入侵的前沿阵地。这里的军事防御和物资供应对于北宋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文彦博到任后，立即展开了对河东地区的全面考察，深入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军事部署以及物资储备情况。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麟州（今陕西神木）的运粮问题极为严峻。麟州地处边境，战略地位重要，但从内地转运粮饷到麟州的道路却迂回绕远，崎岖难行。粮食运输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在运输过程中还经常面临西夏军队的骚扰和袭击，安全风险极高。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麟州的军事防御能力和当地百姓的生活稳定。
文彦博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文洎在担任河东转运使期间，就曾关注到银城河外有一条唐朝时修建的运粮旧道。这条旧道虽然因年久失修而废弃，但如果能够重新修复，将大大缩短运粮路程，提高运输效率，解决麟州的粮饷供应难题。文洎生前一直怀揣着修复这条旧道的愿望，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如今，文彦博决定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文彦博亲自带领士兵和百姓，开始了艰苦的旧道修复工作。在修复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旧道年久失修，许多路段已经被泥沙掩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清理和疏通。而且，施工地点靠近边境，时刻面临着西夏军队的威胁，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是，文彦博始终以身作则，与大家同甘共苦。他亲自指挥施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他的带领下，众人齐心协力，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成功修复了这条废弃已久的运粮旧道。旧道修复后，运粮之路变得既近又好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文彦博通过这条新修复的通道，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的粮草。这些充足的粮草储备，给麟州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极大地增强了麟州的军事防御能力和百姓的安全感。
公元1041年，北宋庆历元年。西夏李元昊再次率领大军入侵北宋边境，目标直指麟州。西夏军队将麟州城团团围困，试图通过切断粮草供应，迫使麟州城不战而降。然而，李元昊万万没有想到，麟州城在文彦博的精心准备下，粮草充足，军民士气高昂。西夏军队在围困麟州城十日之后，发现城内毫无破绽，且宋军防守严密，难以攻破。无奈之下，李元昊只得下令撤围而退。
文彦博成功抵御西夏入侵的消息传到朝廷后，满朝文武纷纷对他表示称赞和钦佩。宋仁宗对文彦博的表现更是赞赏有加，文彦博因功绩卓着，被迁为天章阁侍制、本路都转运使，负责管理本路的转运事务，权力和职责进一步扩大。不久，文彦博又升任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成为北宋西北边境的重要军事统帅，肩负起了更加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他精心部署防御工事，加强军队训练，积极与周边地区的将领协调合作，使得北宋西北边境的防御体系更加稳固，有效地抵御了西夏的多次入侵，为北宋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1047年，北宋庆历七年。北宋国内局势突然陷入动荡。贝州（今河北清河）低级军官王则发动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起义，迅速攻占了贝州城。王则本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底层人物，因家乡遭遇饥荒，无奈逃到贝州，以替人放羊为生。后来，他投身军旅，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慢慢当上了小军官。贝州当地流传着一种弥勒教信仰，百姓们深信释迦牟尼佛已经衰败，弥勒佛将会降临拯救众人。有人偶然发现王则背上刺有 “福” 字，便误以为他是弥勒佛降世。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崇拜王则，将他视为救世主。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氛围下，王则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与州吏张峦、卜吉等人勾结在一起，密谋发动起义，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权。
王则的起义军迅速占领贝州后，北宋朝廷大为震惊。宋仁宗立即调集大军，前往贝州进行平叛。然而，贝州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起义军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得宋军久攻不下。此时，文彦博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贝州平叛。宋仁宗任命文彦博为宣抚使，全权负责平叛事宜。
文彦博抵达贝州城下后，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他仔细观察了贝州城的地形和敌军的防御部署，发现贝州城的北城防守较为严密，而南城相对薄弱。经过深思熟虑，他制定了一个巧妙的作战计划：一面让官军在北城发动猛烈的进攻，制造出主力攻城的假象，吸引起义军的注意力；另一面则暗中组织精锐部队，在南城挖掘地道，直通城里。
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文彦博充分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他亲自指挥官军在北城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喊杀声震天动地，使得起义军误以为宋军的主攻方向在北城，纷纷将兵力调往北城进行防御。而与此同时，在南城挖掘地道的宋军士兵们则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他们日夜奋战，终于成功地挖通了地道。随后，文彦博下令北城和南城同时发动进攻。北城的官军继续猛攻，吸引起义军的主力；而南城的宋军则通过地道迅速潜入城内，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在宋军的两面夹击下，顿时陷入混乱。经过一番激战，宋军最终成功击败了起义军，捕获了王则，成功平息了这场叛乱。
文彦博因平叛之功，声名大振。宋仁宗对他的表现极为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将贝州改名为恩州，寓意着朝廷对平息叛乱的感恩和对百姓的恩泽。同时，文彦博因功升任礼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正式成为北宋的宰相。这一任命不仅是对文彦博个人才能的高度认可，也标志着他在北宋政治舞台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公元1049年，北宋皇佑元年。文彦博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和显着的功绩，增任吏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同时肩负起监修国史的重任。这一时期，北宋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和军事困境，庞大的军队数量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文彦博与枢密使庞籍经过深思熟虑，共同上奏朝廷，提出了裁汰冗兵的主张。
他们认为，当时北宋军队中存在着大量老弱病残以及战斗力低下的士兵，这些冗兵不仅耗费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百姓负担沉重，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不仅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反而可能影响军队的整体战斗力。经过详细的统计和规划，他们提议裁撤六万名老弱病残士兵，让他们回归原籍，自谋生计；同时，将另外两万名士兵调离一线部队，以优化军队结构，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然而，这一主张一经提出，便在朝廷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大臣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士兵长期依赖国家供养，早已习惯了军队生活，不愿意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这些士兵大多习练过弓箭刀枪等武器，如果将他们遣散回乡，一旦生活陷入困境，很可能会沦为盗贼，危害社会的安定。大将李昭亮更是忧心忡忡地奏道：“这些兵士依靠国家吃饭穿衣时间长了，不愿当农民，同时，又都习练弓箭刀枪，一旦散落民间，必将成为盗贼。” 宋仁宗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后，也陷入了深深的疑虑之中，裁军一事关系重大，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再次召集文彦博和庞籍，询问他们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看法。
面对众人的质疑和皇帝的疑虑，文彦博表示：“如今国家财政吃紧，百姓生活困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供养的冗兵太多。若不裁撤这些冗兵，国家财政将难以恢复元气，百姓的生活也无法得到改善。至于大臣们所担心的裁撤士兵聚而为盗的情况，万一真的发生，我和庞籍愿意以死抵罪！”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展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担当和胸怀。
宋仁宗被文彦博的忠诚和决心所打动，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下定了裁军的决心。在文彦博和庞籍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裁汰冗兵的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他们充分考虑到了被裁士兵的安置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等，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地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生活。令人欣慰的是，裁汰冗兵后，并没有出现大臣们所担忧的盗贼横行的情况。相反，这次裁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国家的财政负担得到了极大的减轻，原本用于供养冗兵的大量资金得以节省下来，这些资金被用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等方面，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军队的结构得到了优化，士兵的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提高，使得北宋军队在应对外部威胁时更加从容和有力。
文彦博和庞籍的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他们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也为北宋王朝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了北宋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公元1050年，北宋皇佑二年。文彦博与宋庠共同向朝廷提出建议，主张在季秋时节于明堂举行大飨之礼。他们认为，明堂作为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举行祭祀大典的重要场所，举行大飨之礼不仅能够彰显对天地祖宗的尊崇，还能祈求国家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一建议得到了宋仁宗的高度认可，随后，朝廷开始着手筹备相关事宜。同年，文彦博升任礼部尚书。宋仁宗下令文彦博与宋庠、高若讷、王洙等学识渊博、精通礼仪的大臣共同编修《大飨明堂记》。
在编写《大飨明堂记》的过程中，文彦博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学术专长。他组织众人广泛收集各类历史资料，包括古代的经典文献、历代王朝的礼仪制度以及本朝以往举行祭祀活动的记录等。同时，他还鼓励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对各种礼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众人齐心协力，经过辛勤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大飨明堂记》二十卷以及《纪要》二卷的编写工作。
这部着作详细记录了明堂大飨之礼的起源、发展、具体仪式流程以及相关的礼仪规范等内容，成为了北宋时期明堂祭祀礼制的重要文献资料。它不仅为当时的明堂大飨之礼提供了权威的指导，确保了祭祀活动的庄重、肃穆和规范进行，而且对后世研究北宋时期的礼制文化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宋仁宗亲自为这部着作作序，并下令将其镂版印刷，赐予近臣，以彰显对这部着作的重视和对参与编写大臣们的嘉奖。
公元1063年，北宋嘉佑八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赵曙即位后，任命文彦博为成德军节度使。当初，宋仁宗身体不好，文彦博与富弼等人请求立太子。文彦博守丧完毕后，官复原职，判河南府，宋英宗下诏命他到朝廷拜见。宋英宗对文彦博说：“朕被立为太子，是你的功劳。”文彦博严肃地回答：“陛下被立为太子，承继帝统，是仁宗皇帝的意愿，也是皇太后襄赞之功，臣没有什么功劳。而且陛下被立为太子以及继统之时，臣不在朝廷，都是韩琦等人根据先帝意愿而受命行事，臣没有参与。”宋英宗说：“让先帝有所裁择，以及开始创议，你都对朕有恩。”文彦博谦逊地回避，不敢认为有功于英宗。英宗说：“你暂且西去任职，不久就会把你召回朝廷。”不久，即升文彦博为侍中，改镇淮南府，判永兴军，入朝任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公元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在位四年的宋英宗驾崩，宋神宗赵顼继位。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解决北宋面临的诸多问题。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其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工程，以保证灌溉，增加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进而增加政府税收 ；市易法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稳定物价和促进商品交流，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然而，文彦博对王安石变法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祖宗法制历经多年的实践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且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不应该轻易进行大规模的变革。随意更改祖宗法制，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问题，从而失去人心。文彦博主张维护旧有的制度和秩序，他认为士大夫阶层在国家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皇帝应该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推行一些可能损害士大夫利益的改革措施。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举措，如青苗法、市易法等，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可能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文彦博与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对具体变法措施的不同看法上，更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差异。王安石主张通过激进的改革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认为只有打破旧有的制度束缚，才能开创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文彦博则更加注重传统和稳定，他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渐进式的调整和完善，同样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使得他们在变法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也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由于文彦博坚决反对变法，且与王安石在朝堂上的争论愈发激烈，他逐渐在朝廷中处于孤立的境地。最终，文彦博被出判大名府、河南府等地，离开了朝廷的核心权力中心。
公元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文彦博以太尉身份致仕，退居洛阳。在洛阳的岁月里，他并未选择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而是积极投身于文化交流活动中，组织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雅会，其中 “五老会” 和 “耆英会” 最为着名。
“五老会” 成员包括胡瑗、孙复、石介、李之才和文彦博。他们皆为当时的贤达之士，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这五位老人常相聚于洛阳的一处园林，园林中绿树成荫，花草繁茂，环境清幽宜人。他们在亭台楼阁间，或围坐于石桌旁，谈论着经史子集，分享着各自的见解和感悟。从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到历史事件的兴衰成败，他们的讨论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他们的交流不仅是知识的碰撞，更是思想的升华。在诗词创作方面，他们互相唱和，以诗言志，以词抒情。他们的诗词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每次聚会，都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仿佛时间都为他们的交流而静止。
后来，“五老会” 逐渐发展演变成为 “耆英会”。“耆英会” 规模更为宏大，成员多达十三人，除了文彦博，还包括富弼、司马光等当时的文坛巨擘和政界元老。
公元1062年，北宋嘉佑七年。“耆英会”在洛阳富弼的府第中举行了第一次聚会。这次聚会可谓盛况空前，众人一同游览了富弼精心营造的园林。园林中奇花异草争奇斗艳，假山怪石错落有致，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众人在园林中漫步，欣赏着美景，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在宴会上，他们品尝着美酒佳肴，畅谈着人生的喜怒哀乐。酒过三巡，大家纷纷吟诗赋词，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心境。他们的诗词或豪放洒脱，或婉约细腻，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文学风格。其中，文彦博的诗词作品以其雄浑大气、意境深远而备受赞誉。他的诗词中常常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这些雅会的举办，对当时的文化交流和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化交流方面，雅会为众多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促进了不同思想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大家在这里分享着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文化的内涵，也推动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社会风气方面，雅会的成功举办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倡导了一种积极向上、高雅的生活方式。人们纷纷效仿，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品德培养。这种风气的转变，使得社会更加和谐、文明，为北宋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向来对保守派大臣颇为赏识，而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司马光深知文彦博的才能和威望，认为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于是向太皇太后举荐文彦博。在司马光的极力推荐下，文彦博再次被起用，被任命为平章军国重事，成为朝廷的重要辅臣。
文彦博在朝期间，被后世认为是旧党的重要成员，支持司马光退回神宗熙丰时所占城、寨、州、军的主张。经廷议讨论，朝廷最终同意割还西夏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但该策未能换取和平，西夏仍不断侵扰，妥协政策失败。
公元1097年，北宋绍圣四年。章惇执政，言官议论文彦博与司马光是朋党，反对王安石变法，诋毁宋神宗，于是文彦博由太师降职为太子少保。同年五月，文彦博逝世，享年九十二岁。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徽宗特别命令将文彦博从党籍中除名，追复他太师之职。赐谥号为“恭烈”，后改谥“忠烈”。
纵观文彦博的一生，从出身名门的少年，凭借聪慧才智崭露头角，到踏上科举之路，步入仕途后一路拼搏，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公正断案，为冤屈者洗清罪名，彰显正义；他抵御外敌，保境安民，为国家的边境安全立下赫赫战功；他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他辅政朝廷，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改革，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尽管在变法之争中与王安石产生分歧，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晚年，他组织雅会，促进文化交流，为北宋的文化繁荣贡献力量；即便再度被起用，已年届八旬的他仍心系天下，发挥余热，为朝廷的稳定和发展出谋划策。文彦博的贤相风范备受后世赞誉，他的忠诚正直、临事果断、心系百姓等优秀品质，成为了后世为官者的楷模。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对北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北宋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史》对文彦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 “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 ，“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这短短数语，是对他辉煌而漫长政治生涯的高度概括，也是十分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