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五代十国第一贤相，也是周世宗柴荣的首席谋士。他足智多谋，以《平边策》为后周指明统一之路；他精明干练，把京城开封治理得焕然一新；他才华横溢，校定历法、考证雅乐，是文化领域卓越的革新先驱。他用经天纬地之才，成就了柴荣英明神武的一生，也用定国安邦之策，使后来的赵匡胤统一天下。
他就是五代十国为臣者第一人，王朴。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五代十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周世宗柴荣的谋主。
公元906年，唐天佑三年。王朴出生于东平。王朴自幼聪慧机警，好学擅文，展现出了非凡的才智。《旧五代史·周书》记载：“朴幼警慧，好学善属文。”然而，在那个动乱的时期，想要出人头地并非易事，王朴早年并未得到太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
公元950年，后汉乾佑三年。四十余岁的王朴才考取进士，授校书郎，负责典籍校勘、整理等事务，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旧五代史·周书》记载：“汉乾佑中，擢进士第，解褐授校书郎。”可以说，王朴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
王朴最初依附于后汉枢密使杨邠，不久，在杨邠手下工作的王朴便发现，枢密使杨邠身为顾命大臣，虽大权在握，却与王章、史弘肇等将相之间矛盾激烈，争斗不休，政令不通，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国家治理陷入僵局。王朴敏锐洞察到局势严峻，预感大乱将至。他深知在此动荡朝堂难有作为，而且容易陷入政治漩涡，危及自身性命，于是王朴借故脱离杨邠，离开这是非之地，东归故乡避难。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外戚李业等人在隐帝刘承佑耳边煽风点火，教唆他诛杀权臣以独揽大权。隐帝刘承佑年少轻狂，缺乏主见，轻易被蛊惑，悍然对权臣们举起屠刀，杨邠与王章、史弘肇皆惨死于这场血腥的权力清洗，三家的宾客、幕僚等众多从属之人也受到牵连，多数惨遭杀害，一时间京城血雨腥风，人人自危。而王朴因早已离开，幸运地躲过这场灭顶之灾。《旧五代史·周书》记载：“未几，李业辈作乱，害邠等三族，凡游其门下者，多被其祸，而朴独免。”王朴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他的政治敏锐性和对时局准确的把握能力，也为他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公元951年，后汉乾佑四年。郭威在开封称帝，建国号大周，改元广顺，史称后周，即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郭威的养子柴荣拜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
柴荣胸怀大志，心系苍生，且为人睿智果敢，礼贤下士，善于用人，在澶州地区政绩斐然，颇受百姓爱戴，声名远扬。王朴慧眼识珠，认为柴荣是一位明主，于是前去投奔了柴荣。二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王朴被授为节度掌书记，成为柴荣的幕僚，负责掌管军中文书、机要事务，参与军事谋划、政务决策。两年后，柴荣入朝任开封府尹，获封晋王。随着柴荣的升迁，王朴的官职也逐步提升，先后被授为右拾遗、开封府推官，协助柴荣处理诸多繁杂事务。王朴凭借着出色的理政才能，将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无论是民政的安抚、刑狱的决断，还是赋税的统筹，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为柴荣分担了诸多压力，也让柴荣愈发倚重他。
公元954年，后周显德元年。郭威病逝，柴荣即位为帝，即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升王朴为比部郎中。此时，柴荣锐意进取，决意征伐，有志统一天下，多次向大臣们询问良策，并选徐台符等二十名文学之士出谋划策。当时，这些文人大多不主张用武，认为应以文治为先。只有王朴等少数人主张用兵之策，王朴更是站在“久乱思治，久分必合”的高度，提出了被柴荣视为“议论伟然，盖以为奇”的《平边策》。
王朴的《平边策》开篇便点明“攻取之道，从易者始”，这是《平边策》的战略核心之一。在当时的局势下，南唐虽地域广袤，实力在南方割据政权中较为强大，但江北诸州与后周接壤，且防御相对薄弱。王朴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关键，认为先取南唐江北之地，不仅可拓展后周领土，获取丰富的资源，增强自身实力，还能对南方其他割据政权产生强大的威慑效应。一旦南唐受挫，其他政权必然人心惶惶，后周便可凭借此威慑，通过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或逐个击破南方诸国。待南方平定，后周国力大增，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契丹和北汉，统一北方便更具胜算。这种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王朴对当时各方势力强弱态势的精准判断以及对统一进程的长远规划。
为实现先取南唐的目标，王朴提出了“不必大举，但以轻兵扰之”的扰敌疲敌策略。后周派遣小股精锐部队频繁侵扰南唐边境，这一策略有诸多妙处。一方面，敌方为应对频繁的侵扰，不得不分散兵力，疲于奔命，从而消耗其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后周军队在频繁的侵扰行动中，能够不断熟悉敌方的军事部署和地理环境，同时密切关注敌方内部矛盾的变化。待敌方在长期的疲于应对中出现破绽，内部矛盾激化之时，便是后周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绝佳时机。这一策略既避免了后周在实力未足时与强敌进行大规模决战，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又能逐步削弱敌方的有生力量，为最终的统一战争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展现了王朴军事战略的灵活性与智谋。
在注重军事战略的同时，王朴深知统一大业的根基在于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在《平边策》中强调以民为本。他认识到，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而百姓是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在战争过程中，注重安抚百姓，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和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例如，当后周军队占领新的地区后，应及时推行有效的治理政策，让百姓尽快融入后周的统治体系。通过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等措施，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样国家才能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战争。只有稳固了百姓这一根本，统一大业才能有坚实的后方保障，这体现了王朴战略思想中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深刻理解。
柴荣对《平边策》大为赞赏，并将其作为后周统一战争的战略指导。从后周显德二年开始，柴荣依据《平边策》的规划，开始对南唐展开进攻。这场战争持续数年，后周军队凭借着正确的战略指导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成功夺取了南唐江北十四州六十县。这一辉煌战果极大地拓展了后周的疆域，使后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国力得到了显着增强。同时，后周在南方割据政权中的威望也大幅提升，其他政权对后周产生了敬畏之心。此后，后周对其他割据政权的军事行动更加顺利，统一的步伐不断加快，充分证明了《平边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宋朝建立后，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基本继承了王朴《平边策》的战略思想。宋太祖赵匡胤同样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后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宋朝占据了江南的富庶之地，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尽管在对北方燕云十六州的收复上，宋朝未能取得理想成果，但先南后北的战略布局为宋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平边策》为宋朝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蓝本，影响了宋朝初期的政治军事走向，其对后世王朝统一进程的启示作用不可忽视。
然而，《平边策》也并非完美无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先南后北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北方契丹和北汉联合对后周及宋朝构成的长期威胁。在宋朝统一南方后，北方的契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具备了与宋朝抗衡的实力。宋朝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遭遇了契丹的顽强抵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未能实现目标。此外，《平边策》中对战争的预估相对乐观，忽视了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变数。例如，敌方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往往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抵抗意志，使得战争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同时，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也可能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而《平边策》对此考虑相对不足。
尽管《平边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对后周及宋朝统一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
王朴因献《平边策》，被升任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同年改任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柴荣常与王朴商议天下大事，感到很满意，便下决心重用王朴，王朴成为了柴荣身边重要的谋臣。《旧五代史·周书》记载：“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愤广明之后，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复，慨然有包举天下之志。而居常计事者多不喻其旨，唯朴神气劲峻，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寻拜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知府如故。”
公元955年，后周显德二年。后周征伐后蜀，王朴奉命参与军事谋划。后蜀据守险要之地，凭借山川之固，于边境陈兵设防，妄图阻挡后周大军。王朴深入研究战场地形与后蜀军队部署，向柴荣建言：“蜀道虽险，然其兵力分散，可择其薄弱环节，以奇兵突袭，破其防线。” 柴荣依计而行，派遣精锐部队，避开正面强攻，迂回穿插至后蜀防御薄弱之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连克秦州、凤州等数州之地，令后蜀军队阵脚大乱，被迫收缩防线，大大削弱后蜀在北方的势力，为后周后续西进拓展战略空间，初战告捷，王朴军事谋略之精妙初显端倪。
同年，柴荣任命王朴知开封府事，命其对京城进行全面规划与治理。开封历经战乱，虽为都城，却街道狭窄、布局混乱，难以承载都城之重任，更不利于军事防御与物资调配。王朴深知开封作为后周核心的关键意义，他匠心独运，精心规划每一寸土地，对开封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拓广与整治。
无论是通衢大道，还是曲折小巷，在王朴的精心擘画之下焕然一新。施工过程中，王朴雷厉风行，严格督工，力求每一项工程都保质保量。其刚直果敢的作风尽显无疑，即便是权势熏天的大臣、拥兵自重的藩镇，面对王朴的公正严明与铁腕手段，也心怀忌惮，不敢肆意妄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开封城旧貌换新颜，街道宽阔平坦，交通畅行无阻，城市布局规整合理，尽显宏伟壮阔之气魄。《旧五代史·周书》记载：“是时，初广京城，朴奉命经度，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这一番改造，不仅为百姓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更提升了开封城的军事战略地位，为后周的稳定发展筑牢根基。此后多年，开封城的规制多遵循王朴当年的规划，其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为强化京城治安管理，王朴制定严格法规，打击违法犯罪。对盗贼、恶霸严惩不贷，毫不手软；组建专业治安巡逻队伍，日夜巡查，确保街巷安全；加强户籍管理，规范人口流动，有效遏制犯罪滋生，京城秩序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开封逐渐重现繁华昌盛之象，成为后周稳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国家发展筑牢根基。
公元956年，后周显德三年。柴荣亲征南唐，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坐镇后方，肩负起稳固京城、保障后勤补给之重任。王朴深知责任重大，精心调度，组织人力、物力，确保前线军需物资供应源源不断；同时，整肃京城治安，加强城防建设，严防敌军奸细渗透、破坏，使柴荣无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投入前线战事。
前线战场上，柴荣大军与南唐军队陷入胶着。南唐凭借长江天险，调集重兵，拼死抵抗，战事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王朴洞察战局，急遣信使向柴荣献上破敌妙计：“敌军重兵布防江岸，其后方必空虚，可遣水师精锐，暗渡长江，突袭其腹地，扰敌后方，使其首尾难顾。” 柴荣依策行事，派出水师，趁夜黑风高，突破南唐水军防线，登陆南岸，突袭多处军事据点与补给仓库，一时间，南唐后方大乱，军心惶惶，前线军队亦阵脚松动。后周大军乘势猛攻，接连攻克淮南诸州，南唐被迫求和，割让江北十四州之地，后周疆域大幅拓展，国势蒸蒸日上。柴荣回师后，提拔王朴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升为枢密使，加检校太保。
同年，王朴奉诏考正历法。
此时，天下历法紊乱，旧历误差累积，节气、农时推算谬以千里，农事活动无所依凭，百姓常因误判时节，播种、收割失时，致粮食歉收，苦不堪言。柴荣深感历法修订迫在眉睫，遂诏令王朴主持校定历法事宜。
王朴受命后，一头扎进浩瀚古籍，遍览历代天文历法典籍，上溯《颛顼历》《太初历》，下至唐《崇玄历》等，于古人智慧结晶中探寻历法精要；同时，他亲率司天监官员，日夜观测天象，记录日月星辰运行轨迹、位置变化，积累海量一手数据。经严谨推算、反复核验，王朴终成《显德钦天历》十五卷。此历集前代历法之长，大胆革新，摒弃旧历诸多繁芜不经之说，创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精准步算日月五星运行。其对节气、农时预测之精准，令人惊叹，如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时刻，误差极小，为农业生产提供可靠指南，百姓依此安排农事，五谷丰登渐有保障，农业经济得以稳步复苏，后周国力亦随之增强。
《显德钦天历》问世，?不仅在学术和技术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来看，?它也是五代时期一项重要的文化成就，?对于推动当时的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后世的天文学研究和时间计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957年，显德四年。柴荣再征南唐，任命王朴为东京留守，授以“便宜从事”。在此期间，王朴管治有方，使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性格刚直，行事果敢，在朝堂之上，面对不公、不法之事，从不畏惧权贵，敢于直言正色，力陈己见，其犀利言辞、凛然正气，常令满朝文武噤若寒蝉，无人敢触其锋芒。
赵匡胤时任殿前都点检，负责统领禁军，位高权重，颇受柴荣倚重。出行之际，赵匡胤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路人为之侧目。恰有一名殿直，负责宫廷侍卫之职，骑着高头大马，匆忙赶路，不慎冲撞了赵匡胤的队伍。赵匡胤顿觉颜面扫地，怒不可遏，当下直奔枢密院，欲向宰相魏仁浦告状，严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殿直，以儆效尤。
王朴正在枢密院处理公务，闻听此事，心中暗自思忖：赵匡胤此举，未免小题大做，仗势欺人。待赵匡胤气冲冲闯入，详述事情经过，要求严惩殿直时，王朴不慌不忙，从容起身，直视赵匡胤双眼，义正言辞道：“太尉名位虽高，然未加使相之衔。殿直身为廷臣，与太尉同朝为官，比肩事主，且太尉身负军职，更应顾全大局，宽宏大量，如此咄咄逼人，恐不妥当。” 言罢，王朴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赵匡胤，不容置疑。赵匡胤本以为凭借自己身份地位，众人定会附和，未曾想被王朴这番话怼得哑口无言，气焰顿消。他深知王朴所言在理，且王朴深得柴荣信任，自己若执意追究，恐落得个心胸狭隘、恃强凌弱之名，于己不利。于是，赵匡胤唯唯诺诺，躬身行礼，灰溜溜地离开了枢密院，此事不了了之。经此一事，赵匡胤对王朴的刚直与睿智更是忌惮三分，深知此人不可轻易招惹。
此后，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地方藩镇，皆知王朴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做事雷厉风行，对其敬畏有加，无人敢在王朴管辖之地肆意妄为，京城治安为之一新，社会秩序井然。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鉴于五代乐制已乱、雅音废坠的情况，柴荣诏命王朴考证雅乐。
王朴肩负重任，开启艰难考证之旅，他深入研究古代音律理论，从《周礼》《吕氏春秋》等典籍中挖掘音律本源，探寻 “三分损益法”“十二律吕” 等核心要义；又亲赴民间，寻觅散落各地的乐师、艺人，收集濒于失传的古曲、演奏技法，博采众长。
经过不懈努力，王朴于音律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他以古累黍之法，审定黄钟律管标准，精准确定 “长九寸、直径三分” 为黄钟律管规制，以此为基，推算出十二音律精确数值；为解决律管吹奏不便、音准难控难题，他匠心独运，造 “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制成状如巨琴之音准器，可精准调出林钟、太簇等十一音律及黄钟清声。
凭借此 “律准”，王朴得八十一调，诏有司依调制曲，定七声立新法，使七均、十二律、八十四调等失传已久的雅乐规制再现人间，宫廷奏响和谐优美、庄严肃穆之雅乐，文化传承重焕生机，礼仪之邦风范得以彰显。王朴此举，不仅为后周重塑文化自信，更为华夏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筑牢根基，其音律成就如黄钟大吕，响彻历史长河。
同年三月，王朴奉旨视察汴口，归朝后拜访前任宰相李谷，两人正在交谈时，王朴突然昏倒，猝然离世，享年五十四岁。
王朴的离世对柴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亲临祭奠，以王钺叩地大哭多次，并追赠王朴为侍中，将其画像与李谷、郑仁诲等功臣同祀于宫中的功臣阁。《旧五代史·周书》记载：“世宗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同年六月，柴荣也抱憾病逝，距离王朴去世只有三个月。柴荣与王朴，二人相知相得，被后世推为五代君臣之首。
王朴凭借高超的才能和认真的处事风格，不但得到柴荣的赏识，就连同僚赵匡胤对他也是敬畏有加。《旧五代史·周书》引用了王铚的笔记文集《默记》中的一段故事，说赵匡胤登基后，路过功臣阁的时候，他恭敬地向王朴的画像鞠了一躬，并说出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句话：“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言辞间满是敬畏。
后世对王朴也赞誉有加，诸多史学家、文人墨客皆对其推崇备至。
薛居正赞其有 “上辅之器”，认为他具备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非凡才能；欧阳修感慨 “王朴之材，诚可谓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 强调王朴幸得柴荣这一明主，方能充分施展才华，成就不世之功；曾巩则称 “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陈当世之务，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显德之政，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高度肯定王朴助力柴荣革新政治，一改五代以来的因循守旧之风，为后周的昌盛繁荣奠定根基。
这些评价，恰如历史的回音壁，不断回响着王朴的卓越与伟大。他犹如烟花般开在后周一朝，虽然时间短暂，但却留下了无比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