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全控制了城市及其事务后，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实行了“公示追杀令”（proscription），即对那些他认为是国家敌人的人进行处决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据普鲁塔克（plutarch）在其《苏拉传》（Life of Sulla）中记载：“苏拉开始让鲜血流淌，他让整个城市充满了无数的死亡”。
许多被杀害的受害者与苏拉毫无关系，只是因为苏拉为了“取悦他的追随者”而杀害他们。
苏拉一开始就未经任何官员的同意，立即处决了80人。
由于此举引起了普遍的非议，他等了一天后，又将220人列入公示名单，第三天再次增加了同样的人数。
在对民众的演讲中，他提到这些措施时说道，他已经追杀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人，至于那些一时没想起来的，将来还会继续追杀。
一般认为，苏拉的追杀行为是对马略（Gaius marius）和辛纳（cinna）在他不在期间控制共和国时所实施的类似杀戮的回应。
苏拉追杀了所有他认为在他远征东方期间对共和国不忠的人，下令处决了大约1500名贵族（包括元老和骑士），而据估计，死亡人数多达9000人。
清洗行动持续了数月。
帮助或庇护被追杀的人将被判处死刑，而杀死被追杀的人则可获得两塔兰特的奖励。
被追杀者的家属也未能幸免，奴隶也可以领取赏金。
结果，“丈夫在妻子的怀抱中被屠杀，儿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被屠杀”。
大多数被追杀者并非苏拉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拍卖，拍卖所得不仅足以支付对杀死被追杀者的人的赏金，还填补了国库。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未来的政治报复，苏拉禁止被追杀者的儿子和孙子参选公职，这一禁令持续了30多年。
年少的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作为辛纳的女婿，成为了苏拉的目标之一，因而逃离了罗马城。
在他的许多亲属（大多为苏拉的支持者）的努力下，凯撒得以幸存。
据记载，苏拉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后悔当初没有杀死凯撒，认为这位年轻人未来会以极大的野心着称。
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苏拉在同意饶过凯撒时，警告为他求情的人们，说凯撒将来会成为他们的威胁，并说道：“在这个凯撒身上，有许多个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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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2年底或公元前81年初，元老院（Senate）任命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菲利克斯（Lucius cornelius Sulla Felix）为“立法及重建国家的独裁官”（意为“为立法及国家重建之目的的独裁官”）。
随后，民众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未对他的任期设限。
苏拉获得了对罗马城与罗马共和国的完全控制，除了伊比利亚（hispania），该地区由着名的马略派将领昆图斯·塞尔托里乌斯（quintus Sertorius）建立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一不寻常的任命形式此前只在城市遭遇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期间，当时的独裁官任期仅限六个月。
这一任命也打破了罗马不将绝对权力授予某一位个人的政策。
可以说，苏拉为日后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独裁统治树立了先例，并为罗马共和国最终在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下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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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试图巩固元老贵族在国家中的地位。
他保留了自己早前的改革，这些改革要求任何法案在提交至平民议会（plebeian council，即主要的平民集会）之前必须获得元老院批准，并恢复了百人团议会（centuriate Assembly，即士兵集会）中更加贵族化的“塞尔维乌斯”组织（Servian）。
作为一名出身贵族的苏拉本人无资格竞选平民保民官（tribunate），他对这一职务极其厌恶。
在苏拉看来，保民官这个职位特别危险，因此他的意图不仅是剥夺保民官的权力，还要剥夺其声望（苏拉本人曾因保民官的暗中活动而被正式剥夺了东方的指挥权）。
在过去的300年里，保民官直接挑战贵族阶层，试图将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给平民阶层。
通过苏拉对平民议会的改革，保民官失去了提出立法的权力。
苏拉还禁止前保民官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以此确保有抱负的个人不会竞选保民官，因为当选保民官将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
最后，苏拉取消了保民官否决元老院决议的权力，但保留了其保护罗马公民个人权利的权力。
苏拉随后增加了每年选举的高级官员数量，并规定所有新当选的财务官（quaestores）将自动获得元老院席位。
这两项改革主要是为了让苏拉将元老院的规模从300人增加到600人。
这也免除了监察官（censor）需要拟定元老名单的职责，因为总有足够的前任官员填补元老院的空缺。
为了进一步巩固元老院的威望和权威，苏拉将法庭的控制权从自格拉古改革以来一直掌控的骑士阶层（equites）转移至元老们手中。
与此同时，法庭数量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元老们已经拥有的权力。
苏拉还对官职循序晋升制度（cursus honorum）进行了规范，并明确规定了晋升条件，要求候选人必须达到一定年龄和经验后才可竞选职位。
苏拉希望减少将军试图夺取权力的风险，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样。
为此，他重申了一项规定，即个人在再次当选某职位之前必须等待十年。
随后，苏拉建立了一套制度，规定所有执政官（consuls）和法务官（praetors）在其任期内必须在罗马服务，而在卸任后的第二年则担任省份总督并指挥一支驻地军队。
最后，作为其绝对权力的象征，苏拉扩展了罗马的圣界（即罗马的神圣边界），该边界自罗马国王时期以来未曾改变。
苏拉的改革既回溯过去（通常是重新通过以前的法律），也为未来进行立法，特别是在他重新定义“国家尊严”（定义了叛国内容）法和改革元老院方面。
在公元前80年与梅特卢斯·庇乌斯（metellus pius）共同担任第二次执政官之初，苏拉辞去了独裁官职务。
他还解散了自己的军团，并通过这些举动试图展示重新建立起正常的执政官统治。
他解散了持杖官（lictores），并在广场上不设护卫自由行走，向任何市民提供说明其行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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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任务完成后，苏拉信守约定将权力归还，撤退到位于普图利亚（puteoli）附近的乡间别墅，与家人生活。
普鲁塔克（plutarch）在其《苏拉传》中指出，他退隐后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且“与女演员、竖琴手和戏剧工作者交往，整天和他们一起在沙发上饮酒”。
从此，苏拉保持了与罗马日常政治活动的距离，仅在涉及他的政策时出手干预，例如，在他自己去世前不久处决格拉尼乌斯（Granius）。
此时，苏拉的主要生活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于公元前78年完成了这部作品，正值去世前夕。
尽管如今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但其中的片段作为后世作家的引述依然留存。
古代关于苏拉去世的记载表明，他死于肝衰竭或胃溃疡破裂（表现为突然的口腔出血，随后是持续的高热，最终导致他未能恢复），这可能与他长期酗酒有关。
还有说法称，他因溃疡而感染了蠕虫病，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在罗马的公共葬礼规模空前，在广场上，整个城市的居民都出席了。
直至公元14年奥古斯都（Augustus）的葬礼才可与之相比。
苏拉的遗体被安放在金色的灵柩上，由他的老兵护送进入城市，几位杰出元老发表了葬词，主要的演讲者可能是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Lucius marcius philippus）或霍尔藤修斯（hortensius）。
苏拉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安放在他位于马尔提乌斯广场（campus martius）的墓穴中。
苏拉亲自撰写的墓志铭被刻在墓碑上，上面写道：“没有朋友曾为我效劳，也没有敌人曾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已报复于他们。”
也有人说是——“没有更好的朋友，没有更坏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