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东京城那里又有书信传至，先送到许贯忠这里，许贯忠看了，就持着书信，来寻王伦。
王伦正在书桌前写着什么，已经写了四五页大纸，看到许贯忠进来，就笑着问：“军师，是有什么消息传来么？”
许贯忠扬了扬书信，说：“东京时迁头领传书至。”王伦接过来仔细看了，顿时失笑，说：“与我等所料不差矣！”
前次与呼延灼三将交战后，宋万与李俊返回，诉说郓城县那里果然出兵，想要趁机偷袭一事，就有些头领们大怒，叫嚷着将郓城县一并打下，夺了县城，也免得那知县时刻惦念。
王伦却坚决地反对，这倒不是他胆子小，或者太过于保守。领兵打下高唐州、杀死高廉后，梁山就已经用实际行动站在了朝廷的对立面，在事实上造了反。
但固守山寨与抢夺县城，以王伦对大宋朝官员的了解，或者说他对官僚阶级的料及，这其中的意义是大不同的。
前者在朝廷眼里，不过是一伙流寇，靠抢劫为生，这在大宋朝立国百余年来屡见不鲜；后者在朝廷眼里，那就是切切实实的反贼，必须要以雷霆万钧之势，强力镇压，以免坐大了。
所以梁山数次大军下山，都是劫了一笔就此退回山寨，这是大宋朝司空常见的事情，若非因为杀了高廉，恐怕连禁军都惊动不起，而是由朝廷下令京东路本地州县出兵围剿了。
当日韩滔投降得快，故而王伦就请他拿一样信物，他这里立刻就派了人赶往东京，送给时迁，由时迁想办法将韩滔一家人护送出城来。
他这里派人送信，只比那些溃兵、逃兵早一天到了东京城。
时迁也清楚事情的紧急性，故而叫白胜寻了几个靠得住的本地闲汉，他这里派出了四五个精干的情报心腹人员，半下午就去了韩滔的家中，与韩滔家人取得了联系。
我大宋朝自然也是有特务机构的，那就是皇城司。皇城司负责刺探民间、百官的逻卒，被东京百姓称为“察子”，凡在京官员、或东京籍贯而在外任职的官员，都要受这些“察子”监视。
但由于宋太祖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送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所以大宋朝的“察子”们，监视的重点向来都是宿卫诸将及枢密院，也就是负责宫禁侍卫、防务和朝廷调兵权的军官衙门。
故而高俅虽然也监视呼延灼三将，但却是委派了那些皇城司的察子们，他可没有胆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去干监视朝廷官员的事情。
时迁花大价钱，买来了察子们换班的时间表，趁着察子换班的时机，将韩滔一家送出城外，却不是走的东门，而是从西北门逃出的。
谨慎起见，时迁还将曾与察子有过接触的一个手下情报人员，一并送了回来。
等到崔虞侯狼狈地逃回东京，前往殿帅府禀报高俅，说呼延灼兵败的消息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高俅闻言顿时大惊，兵败的消息也隐瞒不得，但这里大军刚出征不久，自己就回报赵官家，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无能？
于是便将消息先压了一天，恰逢着赵官家来了兴致，要高俅等人微服陪同，他要前往名妓李师师那里嫖宿。
等皇帝心满意足地回宫，高俅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兵败的消息禀报，并说都是韩滔的罪过，一意孤行，不听指挥，急于冲杀，导致大军陷入贼寇预先布置的圈套中，导致全军覆没。
并继续构陷，说韩滔家人已经逃走，想来是消息提前走漏，害怕受到牵连，就此逃走。这些都是自己举荐无能，请皇帝处罚。
想到高俅昨夜在楼下站了一宿，殷勤戒备，赵官家也不愿治他的罪，只是要高俅继续负责剿灭梁山泊事宜，算是将这件事糊弄过去了。
又过了几日，梁山这里放归的官兵俘虏，携着战死同袍的骨灰陶罐，狼狈地返回东京城时，高俅听闻俘虏们有说韩滔已经降的，有说呼延灼三人都已经降的，顿时大怒。
但怒归怒，他还真没有办法因此整治呼延灼并彭玘的家人，所以就如同一开始的那样，高俅仍旧将兵败的罪过都推到了韩滔的头上。
高俅第一次出兵，那时枢密院还十分配合，也有人肯推荐如呼延灼这样的掌领一州兵马的军官将领，朝廷上下，都以为梁山泊不过是芥藓之疾，天兵推临之日，还不是手到擒来，片刻化为齑粉？
哪知高俅看重的呼延灼兵败，将内地州县唯一一支具装骑兵丢在了梁山泊，京师官员不但不配合高俅，仍旧不重视梁山泊，反而纷纷嘲笑起了高俅。
高俅那里，又找不到合适的领兵将领人选，有官员甚至给他出主意，不如诏安，高俅气得大怒，依旧无可奈何。
故而王伦和许贯忠等人，战后分析推测时，都说朝廷那里，或者说高俅那里，年前大约是不会有什么动静了。
简单来说，本朝的文官集团们，仍旧延续了宋仁宗“庆历党争”的惯性思维，似高俅这样的佞臣，本就不属于文官一伙的。
高俅站在皇权一侧，而文官们站在相权一侧，双方本就是互相看不顺眼，只是高俅圣眷不减，文官们不敢明面上反对，但是添添堵那就是很乐意的。
在这种“文官党”与“佞臣党”的相权、皇权对立斗争中，剿匪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让高俅借着剿匪的名义，使得皇权获得更多的军事权力。
许贯忠听到王伦说“与我等所料不差”，也笑着说：“这高俅给皇帝当狗，也确实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