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贝利亚也不知道准备去干什么，在电梯口遇上了维克托和布尔加宁两人之后，简单的聊了两句，他竟然又跟着两人折返回来，去了日丹诺夫同志的专属病房。
铺着地毯的走廊内同样安排了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事实上，出行携带大量警卫这种事情，并不是斯大林同志的习惯，多半是弗拉希克同志安排的。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喜好，他出行的时候，甚至连警卫的车辆都不让跟随，有闲暇且心情不错的时候，他甚至会随时要求司机把车停下，然后他自己下车去找那些普通市民聊上两句。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他甚至还会要求司机用自己的车送那些没有携带雨具的人回家。
走廊显得有些长，而且去往日丹诺夫同志专属病房的路上，还有一处走廊的转角。三个人一路走过去，最初的时候，还是布尔加宁与贝利亚并行，维克托落后半步，可过了走廊转角之后，就成了布尔加宁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而贝利亚和维克托则落后的一步。
“什么时候回的莫斯科？”贝利亚与维克托并肩走在一起，在拐过走廊转角之后，他看似很随意的问道。
“刚刚赶回来，”维克托放慢脚步，说道，“柏林的局势紧张，冲突是否会爆发，现在谁也无法做出预判，所以，之前包括驻军司令部、军管委员会等部门，都接到了暂时撤退的命令，我是先一步撤离的，飞机在华沙做短暂停留的时候，接到了日丹诺夫同志病重的消息，所以一下飞机就直接赶过来了。”
他看着贝利亚微微点头，便又紧接着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回到莫斯科的？”
在问出这个问题时候，维克托的视线就聚焦在贝利亚的脸上，他清晰的看到贝利亚的眉角朝上扬了扬，这是他听到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时，才会做出的一个微小动作。而维克托只是提了一个问题罢了，既然贝利亚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情愉悦，那就说明他这次返回莫斯科肯定是遇到什么好事了。
“我是接到了政治局的通知才赶回来的，”贝利亚在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才语气平静的开口说道，“因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的健康状况不太乐观，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政治局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决定由我接手有关政治局外事常设委员会以及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部分工作。”
在贝利亚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维克托就感觉走在前面的布尔加宁脚步似乎顿了一下。
过去，日丹诺夫同志不仅仅是政治局的委员以及部长会议的副主席，同时，他还兼任着大量的其它职务，比如说政治局外事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以及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拥有政治局外事常设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意味着日丹诺夫同志能够在联盟的对外方针政策等方面，拥有足够大的发言权，这也是当初他能对维克托所领导的中央国际部插手的最根本原因。而拥有部长会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就意味着他在部长会议的诸多副主席中，也是排位非常靠前的了，最重要的是，拥有这一重身份，他就能对部长会议下属各个部位的工作进行干涉。
日丹诺夫同志在联盟党内第二号的地位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就是从大量类似的任职中体现出来的。
过去，贝利亚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也在部长会议中担任着副主席的职务，但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好，在政治局中的排位也罢，都没办法与日丹诺夫相提并论，当然，他所兼领的职务也非常有限，其在各个领域内的发言权，也不够充分。
而现在呢，日丹诺夫同志一场病，将其在政治局和部长会议主席团中的两个重要职务都丢掉了，贝利亚同志等于是捡了个漏，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即便是日丹诺夫同志病愈出院，重新展开工作，他被拿掉的那些职务，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再拿回去了。若是他就此一病呜呼......那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除此之外，日丹诺夫同志这次病重所带来的影响，还可以往更深的层面去考虑。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偏向于将日丹诺夫同志定义为自己的接班人？仅仅因为两人之间比较特殊的关系吗？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斯大林同志所以有意将日丹诺夫同志定为自己的接班人，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日丹诺夫同志值得信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威信足够高。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比起党内领导核心中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家伙，才刚刚年过半百的日丹诺夫同志还是很年轻的，这是他身上的一个最大优势。 可是现在呢，日丹诺夫同志被确定了心脏存在严重问题，整个人虚弱的要死要活的，医生甚至建议让他长期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同志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上，会不会对原来的决定有所动摇？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毕竟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考虑，选择一个病秧子做党和国家未来的领导人，都是很不靠谱的一件事，即便是斯大林同志的立场不发生转变，日丹诺夫健康欠佳的消息一旦传开，他再想在将来的某一天接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恐怕都很难获得党内的认可。 所以，为什么在听到日丹诺夫同志因心脏病的问题住进医院之后，维克托会那么急切的从华沙赶回来？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日丹诺夫同志的这一场病，直接关乎到了联盟未来的政治格局，其对列宁格勒派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自从卫国战争结束之后，以日丹诺夫同志为首的列宁格勒派实在是太出挑了，沃兹涅先斯基掌控的国家计委，几乎将联盟各个地方、各个部委的领导人得罪遍了，他似乎认为在全联盟范围内，只有自己才是唯一一个懂得经济问题的官僚，其他人都是渣渣，因此，在全联盟范围内，不管是谁，在涉猎到经济的问题上，都需要听他的，否则的话，他就给来个“调控”。 而库兹涅佐夫呢，不用说了，从列宁格勒气势汹汹的杀入莫斯科，直接就将贝利亚掌控近十年的国家安全机构夺走了，随后，就开始利用两个暴力机构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其表现甚至可以用肆无忌惮来形容。 在这一切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列宁格勒派试图掌握联盟国家政权所做出的努力，日丹诺夫同志这面大旗太鲜亮了，给了那些列宁格勒人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但是现在呢，日丹诺夫同志的一场病，将原本似乎敲定好的一切都变成了不确定的事情，不，应该说是结果依旧是确定的，只是与原来的预想不一样了。而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列宁格勒人可不是说一句放弃就能结束的，他们的步子已经迈出来了，该得罪的人已经得罪遍了，该招惹到的力量也招惹到了，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像计划中那样压住别人，那就只能被别人给压死了。 当然，这些与维克托的关联还不是很大，毕竟他目前的层次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线上，当下真正与维克托有关联的，就是库兹涅佐夫的去向问题。 自从“情报委员会”组建以来，库兹涅佐夫这个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中央记，在职权上就显得非常尴尬了，事实是，他的职务没有降低，但职权却小了很多，而职权与职务不相匹配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感觉尴尬的。 最重要的是，库兹涅佐夫当初从列宁格勒调来莫斯科，进入中央书记处担任这个书记，其实是日丹诺夫同志极力推荐的结果，在当时确定这件事的会议上，可以说是除了日丹诺夫和柯西金之外，就没有谁赞同这项任命了，就连老好人米高扬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就维克托所知，库兹涅佐夫本人似乎也不喜欢处理国家安全工作，他本身也缺乏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估计他是宁可继续待在列宁格勒，也不会前来莫斯科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初的库兹涅佐夫，其实是为了实现日丹诺夫同志的政治布局而做出了牺牲的，换句话说，他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也是由日丹诺夫同志造成的。 过去，日丹诺夫同志能够正常主持工作的时候，库兹涅佐夫的调动问题就不着急，至不济，等到斯大林同志百年之后，库兹涅佐夫所做出的牺牲也能得到补偿。但是现在呢，前景已经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是不为库兹涅佐夫本人考虑，日丹诺夫同志也要为他的政治派别考虑，因此，他必须在自己还能说得上话的时候，将库兹涅佐夫安排到更加重要的岗位上去。 站在维克托的角度，他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库兹涅佐夫调离了中央书记处，他有没有机会增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