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安德鲁对国民公会代表所宣称的，颁布这部《1795年宅地法》的目的，就是要2800万法国民众享受大革-命带来的福利。
每个成年人只需与政-府签下一份神圣的契约，都可以在圣路易斯安娜地区享受一片多达100公顷的土地。连续耕种或是居住五年，但实际只需3年左右，上述国有土地就将变成私人领地。
为此，救国委员会的职责中除军事（陆海空军）与外交两项主要职权外，其管辖范围又增加了一项海外殖民地。其后，在安德鲁的主持下，救国委员会还将继续增加权柄。
最初的时候，曾有不少议员担心圣路易斯安娜的“土地大派送”，势必会引发法国本土的移民浪潮，导致国内人口增长受到影响，但安德鲁当即断言，上述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穿越者深知法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东方华夏人颇为类似，尤其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农村天主教徒，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离家15千米的范围。
尽管安德鲁竭力鼓吹向“新世界移民”，但随后的20年内，人口已超过4800万的法国，仅有45万民众主动申请移民（而非被迫流放）到圣路易斯安娜，这其中的新教徒就占据了一半的份额。
好在巴黎政-府在安德鲁的积极倡议下，各级司法部门已习惯将国内的各种罪犯（含政治犯），流放到北美洲。
截止1815年为止，法属殖民地接收了差不多20万流放者及其家眷，而他们的大多数没能返回法国，永远留在这片“新世界”。
反倒是莱茵河对岸，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意志各邦国的贫穷民众，对于法属新世界的那种只要宣誓成为法兰西公民，就能免费获得大量土地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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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从1795年到1815年的20年间，欧洲前往圣路易斯安娜的120万移民中，那些站在红白蓝三色旗下，宣誓效忠的归化德国人就占了35万之多。
其他的20万欧洲各国移民，还包括有希腊人、瑞典人、西班牙人、爱尔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与挪威人。
在是否引进黑人到殖民地的问题上，安德鲁最初与其他救国委员会的同僚一样，持反对意见。
只是考虑到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对圣路易斯安娜的吞并之心，随即接受了一名来自瓜德罗普殖民地代表的建议，补充了《1795年宅地法》部分条款，其中规定：
对于来自北美13州的逃亡黑人，在保证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将赋予一部分的公民权。必须等到黑人服完3年兵役，或是连续劳作5年时间，才拥有殖民地地区的完整公民权。
此外，那些通过不同途径，在法国殖民地农庄“生活”的黑人奴隶，需要连续劳作5年后，才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但无公民权。此后，上述黑人必须借助服3年兵役，或许是继续劳作5年，这些黑人才能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由土地。
需要说明的，“所谓的不同途径”，指的是借助西班牙、德意志诸侯，或其他友好国家的商人，将部分黑奴引入北美殖民地庄园的做法。那是救国委员会与安德鲁，一直认定法国商人直接参与黑奴贸易，属于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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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黑人的公民权”仅限于圣路易斯安娜、圣多明各、瓜德罗普、圭亚那等法属殖民地。但在法国本土，依然拒绝承认这种殖民地的公民权，各项权益都受到严格限制。
事实上，安德鲁主导的巴黎政-府，自始至终都严格控制进入法国本土的黑人数量，每年的签证都不准超过三百人，基本上属于经商和求学，以及少量回巴黎述职的殖民地黑人官员。
黑人将军仲马曾对此表达过公开抗议，但前者话音刚落，就被执政官安德鲁一脚踢到圣路易斯安娜，担当蒙塞将军的副手。毫无疑问，穿越者不希望在巴黎看到无法无天的“黑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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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巴黎政策忽然转变的，源自圣多明各的黑人起义军领袖，下令屠杀了一处定居点的三百名西班牙白人，包括不少的老弱妇孺。这一事件在有心人的鼓动与宣传下，促使国民公会的风向也随即发生了转变。
这一期间，身为八位执政官之一安德鲁，只是与其他同僚那般，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拒绝加以干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规定部分推翻了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的雨月16日，也就是1794年2月4日，所做出“废除奴隶制”的一项法案，“属于一种历史性的倒退”。
尽管这份《共和三年雨月殖民地若干问题的补充法案》，遭遇到议会中的左派代表猛烈抨击。然而在当晚的公开表决过程中，该法案得到了五百多名议会代表的举手支持，从而直接获得通过。
……
1795年1月中旬，当格拉古-巴贝夫和他的革-命伙伴正在马拉区的一处公寓楼的隐蔽地下室里，激烈讨论报刊《人民的保民官》的章节内容时，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巴黎警察毫无征兆的包围了这里。
由于此处为人口密集的居民点，加之巴贝夫与其战友的众多家眷也生活在这里，为避免警察对无辜者的伤害，革-命者纷纷放弃了抵抗。随后，这20多人都被押送到巴黎近郊的一处秘密监狱里。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进监狱了！”巴贝夫自我嘲讽道。
巴贝夫第一次被捕入狱的原因，是他成了抗拒缴纳捐税的非常热烈的辩护人。其间，巴贝夫甚至在对佩朗和鲁瓦地区的群众宣传中，说道：“必须停止缴纳这些捐税，而在非交不可的时候，就用暴力来反对那种试图恢复捐税的暴力……”
于是在1790年5月19日当天夜间，巴贝夫被捕。两天之后的21日，他被投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康斯列热尔监狱）。这是巴贝夫人生中第一次入狱，属于君主立宪派的当政时期。
好在马拉等众多革-命者的无私帮助下，巴贝夫在7月初得以无罪释放。
第二次被捕时在1791年春，那是巴贝夫被选为他定居的圣·吉尔镇的委员。由于巴贝夫和他的支持者们召集了市民大会，强迫支持吉伦特派的市长在某个意见书上签名。于是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将巴贝夫再度逮捕，这是巴贝夫的第二次被捕。
但在出庭受审的时候，证人们众口一词地为被告巴贝夫辩护，他们的辩词对巴贝夫赞赏有至。到最后，法庭只得将巴贝夫无罪释放。巴贝夫在证人的拥簇下如闪电般归来，受到了人民的欢呼。
巴贝夫的第三次被捕，是在1793年11月，在巴黎粮食管理局担当秘书的时候。
期间，因为过期的往事，代表巴黎粮食局的巴贝夫与索姆省政-府的工作往来中关系恶劣。不久，巴贝夫遭遇索姆省高等法院的缺席审判，被判处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外，索姆高等法院还致函给治安委员会和巴黎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罪犯巴贝夫”。
雾月24日，也就是11月14日，巴贝夫遭遇巴黎警察局的被捕。但随后，有人向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委员进行了举报，“宣称巴贝尔公民是被索姆省官员陷害的，审判也是非法和无效的。”
不久，治安委员会便指派主管警察总局政治部的安德鲁-弗兰克上尉，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一周之后，安德鲁在写给索姆省高等法院的书信中说：“据政治部调查所知，在派往巴黎粮食管理局以前和在巴黎任职期间，巴贝夫公民在公民责任感和廉洁方面无可争议。据此，我们怀疑判刑二十年的理由是否充分，请派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听证质询。”
由于索姆省方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派专人来治安委员会接受质询，因此在12月7日，巴贝夫被巴黎警察局释放，理由是“不允许拿一个具有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的人的自由当儿戏”。
然而，索姆省政-府与刑事法庭依然通过某种政治交易，向巴黎治安委员会和司法部提出了请求判决应该执行，巴贝夫应该收到逮捕。于是巴贝夫于1794年1月1日，第四次遭遇被捕。
此刻，巴黎相当多的革-命党人对巴贝夫深为同情，并且也尝试帮助他，但进展缓慢。当巴贝夫的朋友再度向“正义的安德鲁”寻求援助的时候，这位政治部长断然拒绝了。那时还是小胳膊小腿的安德鲁，没有任何勇气，去反抗来自治安委员会的任何一项决议。
但不久，安德鲁还是承诺了两件事：第一，将巴贝夫从环境恶劣的卡拜政治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卡姆监狱里；第二，将巴贝夫的同事蒂博多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允许他查阅有关巴贝夫的材料，汇集有利于巴贝夫的证明，准备材料，写成长篇辩护书。
很快，巴贝夫的案件转移到巴黎最高法院。牧月21日（6月9日）的庭审之后，该法院正式宣布，对巴贝夫的判决以及一切预审均为无效，并将案件转到埃纳省法院，做异地审理。
获月30日（1794年7月18日），代表埃纳省法院的雅各宾派检察官下令释放了巴贝夫。于是巴贝夫又重新回到巴黎粮食管理局任职。此刻，距离热月政变也只有九天时间了。
在热月政变前后，巴贝夫支持以塔里安、弗雷隆、安德鲁等人为首的热月党人。因为他反对1793到1794年的“专-制”的革命政府与“恐怖制度”，对“恐怖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深恶痛绝。这一期间，巴贝夫在其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反罗伯斯庇尔的言论。
在热月九日之后，巴黎公社和一些组织的幸免于难的活动家，残余的埃贝尔派和忿激派试图联合起来，在一座前主教宅邸恢复了所谓选举俱乐部，宣扬与扞卫“1793年宪法精神”。经朋友介绍，巴贝夫也加入到了选举俱乐部。
9月到10月间，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针对热月党人领导的国民公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很快，巴黎警察局长德马雷下令查封了选举俱乐部。10月中旬，俱乐部主任列格雷被捕，巴贝夫也被通缉。
其后，巴贝尔借助某个朋友的关系，不请自来的前往波旁宫，成功见到了安德鲁。于是在四天以后，巴黎警察局撤销了对他的逮捕决定。然而，选举俱乐部依然被取缔，不得再度恢复。
当安德鲁前往东比利牛斯军团督战时，巴贝尔拒绝了前者一同前往西班牙的邀请，继续留在巴黎搞他的平等革-命。
而此时，《人民的保民官》的主要赞助人，居富瓦撤销了对巴贝夫的赞助，并声明今后和巴贝夫的报纸绝无联系。不过，巴贝夫很快找到了新的赞助人，那就是国民公会的代表，约瑟夫-富歇。
在停刊了两个月之后，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在富歇的帮助下，巴贝夫的《人民保民官》报重新复刊。
雪月4日（12月24日），国民公会再度废除了最高限价。而随着最高限价令的废除，除了最基本的面包和燃料之外，巴黎的其他商品价格开始一路飙升。
此刻，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着上升……此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10%，甚至更低。
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雪月19日（1月9日）的《人民保民官》报的报头写道：“非面包的商品价格飞涨。很多工作不得不停顿。而每日超过限额的流民被禁止进入巴黎。武器和衣服生产的停止……由于取消最高限价而取得的令人厌恶的好处……给商人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渴求所提供的极为有害的行动自由……”
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巴贝夫公然宣称：“毫无疑问，用不了太久，一场席卷巴黎的人民起义即将到来”。
很不巧的，安德鲁在返回巴黎，途径中央大区首府和卢瓦雷省省会奥尔良市的期间，意外看到有人在街头宣读《人民保民官》上刊登的这一篇反对国民公会，号召民众起义的文章。
看完之后，安德鲁显得勃然大怒。那是巴贝夫显然违背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一份协议，那就是“不得在报刊杂志与公众场合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
随即，安德鲁通过臂膀信号机给巴黎警察局发去电报，要求德马雷局长亲自带队，将巴贝尔及其一干同党逮捕归案，关押到巴黎近郊的监狱或是某个废弃的修道院。
至于上述这些人的密谋地址，安德鲁让德马雷直接询问约瑟夫-富歇。
于是在遭遇警察们的逮捕时，巴贝夫还异常乐观的告诉同样身处桎梏的革-命战友们，说即将返回巴黎的安德鲁-弗兰克公民，一定会来解救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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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安德鲁在回到巴黎的第四天，站到了巴贝夫的面前……